考古的“出圈”实实在在,然而不澄清这些误区 考古就无法真正释放现实意义
Published:06 Apr.2021    Source:中国经济网

近日,三星堆考古新发现持续刷屏,引发大众“围观”。

 

恰逢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央视新近推出聚焦考古人的纪录片《发掘记》,并即将“上新”讲好考古故事的《中国考古大会》。考古掀起的热度势必还将发酵。

 

事实上,考古“出圈”,最近大半年有迹可循——在此之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包括选择北大考古专业的女孩钟芳蓉上热搜、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卖断了货。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大众对于考古,一方面兴趣渐浓,另一方面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认知误区。考古类似于盗墓?意味着挖宝?仅与过去相关?不澄清这些误区,考古的价值就无法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就无法真正释放其现实意义。

 

误区一:

一提考古就想到盗墓

就在三星堆“拆盲盒”放送惊喜的这些天,根据《盗墓笔记》改编的动画作品《盗墓笔记秦岭神树》原计划于某博物馆举办首映礼。是考古工作者和文博爱好者的反对将这一合作紧急叫停。这也恰恰说明,“一提考古就想到盗墓”的误解在大众之间由来已久。

 

以《鬼吹灯》《盗墓笔记》为代表的盗墓小说,激发了公众对于古墓遗迹探究的好奇心,也让公众容易将盗墓与考古联系在一起——的确,二者都包含了挖掘墓葬的行为。事实上,考古绝不如大众想当然以为的等同于官方盗墓、在白天进行的盗墓,它本身与盗墓简直水火不容。

 

考古人与盗墓者之间,存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墓葬考古工作一般被动开展,然而面对猖獗的盗墓者,考古人不得不“参与”这场“竞争”。对于这样的常态也是无奈,《发掘记》第二集《晋地深处》透露了些许。在闻喜邱家庄墓地,即山西近年来挖掘出的东周时期最大的墓葬群,考古工作者发现,1号大墓被至少八组盗墓者几乎洗劫一空,形势逼人。于是,他们被迫与盗墓者赛跑,试图抢先一步挖出珍贵器物。其中针对37号墓的发掘,历经多次反转,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原本,考古队以为这是该墓葬群唯一没有盗扰痕迹的,可随着发掘的深入,仍旧发现了隐藏颇深的古代盗洞;对盗洞进行解剖的过程中,又发现原来古代盗墓者由于错误估计了墓葬的深度,误打了三次,直到第四次才进入椁室,所幸的是,由于椁室在盗墓者进入前已经坍塌,重要的器物才得以保存至今,用以界定墓主人身份、地位。

 

也有不少时候,盗墓者最终得逞。1994年,在湖北荆门“薛家岗一号”古墓,有盗墓者发现第一具外形、骨骼基本保存完整的战国女尸。消息传来,另一帮盗墓者闻风而动,直接将古尸以“毁容式”手段拉上地面、翻找珍宝,致使从古墓内部到古尸本身统统被破坏殆尽。如若这具古尸由考古工作者经过科学发掘而出土,或许又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考古发现——她距今达2300年之久,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还要早一两百年。

 

不能将考古与盗墓混为一谈,不仅仅因为它们站在较量的两端,更是因为,它们有着泾渭分明的根本诉求。考古人寻求的不是奇珍异宝,不是经济利益的获得,而是能够触及古代文明的哪怕一点点线索,其过程是获取一种研究资料。当然,考古围绕的,也不仅仅是墓葬,还包括各类古代遗址;除了陆地上的田野考古,还存在海上的水下考古。

 

误区二:

考古就是挖宝

很多人以为,考古就是搜寻、挖掘出一个又一个沉埋的宝藏,过程惊心动魄,也精彩绝伦,就像不少探秘类纪录片揭示的那样。殊不知,这只是加了理想化滤镜的考古。

 

更多时候,考古像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挖土才是常态,更确切的说法是清理地层,在看上去大同小异的沙土之中,辨别“灰褐色沙土”“浅灰色沙土”“黄褐色黏土”等不同土质土色,捕捉蛛丝马迹——这些细微的不同意味着变化曾在古代的某个时候发生。很可能掘地三尺出现的仍是空方,没有任何文化遗迹,只有自然堆积。这种艰辛和无聊,常人难以想象。考古院系的每一届学生,都需要奔向田野,通常在长达一学期的野外实习中完成发掘、室内整理、撰写报告等全部考古流程,如同一种成人仪式。而当实地经历了真正的考古发掘后,有些人会选择转行离开,有些人则从此坚定地走上考古之路。

 

考古挖掘出土的,也不是常人眼中的宝藏,更未必价值连城。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就曾痛斥“挖宝”思想,认为考古的价值不在于文物,而在于遗迹遗物所能复原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情况。例如,古墓葬的形式、结构、营造工艺及其自然环境,重要性绝不在随葬品之下;城市遗址的平面布局、规划意匠,比城址内出土的坛坛罐罐可能更有价值。考古人郑嘉励在《考古者说》一书中指出,考古界甚至存在着“一般大于特殊”的“偏见”。在他眼中,完整的瓷器未必比残片更有学术价值,至少残片可以观察瓷器的胎釉、成型等诸多特征,以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

 

事实上,挖掘本身,仅仅是考古的一部分。挖掘季可能只有几个月,真正的研究成果却或许需要数年才能呈现。考古学真正的本领也恰恰在于,如何用少量的信息,分析出大量的结论——不限于“是什么”“何时”“何地”,也包括“如何”“为什么”等。当然,这样的结论不可能完全复原某时某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却为人们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

 

误区三:

考古仅关乎过去

考古学有什么用?它似乎仅关乎过去,甚至是遥远的过去,与今天的人们又有何关?这样的误解,阻碍了很多人真正领悟考古的魅力。

 

考古的发现与成果,将影响未来历史文化研究的方向,不断丰富和深化人们对历史的认知,甚至颠覆以往的认知。例如,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让口耳相传已久的“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有了实证,它的申遗成功更让世界认可了这样的中华文明;1986年,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于三星堆出土,一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远古没有独立人像雕塑”的论断,而随着最近三星堆考古成果“上新”,不仅有更多的新材料再次证明中国远古存在独立人像雕塑,新出土的器型、纹饰也都将打开人们的新认知;2016年,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的考古新成果,颠覆了上海开埠前是“小渔村”的说法,证明上海在唐宋时期就是一个繁荣的外贸港口。

 

考古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对历史的发现,更是对社会进化的探索。只有深刻和清醒地了解人类的过去,才能更加明智地对待未来,从中汲取智慧。在《第五次开始》一书中,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L.凯利透过考察人类全部长达600万年的过去,演示了历史的巨大价值。在他看来,回顾历史越久远,展望未来会越深远,理解史前史能够告诉人们未来应该走向何方,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因为预言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他提出“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进化可以,而且应该,甚至必须由我们自己掌控。”这是因为,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了解人类的历史,于是更有能力应对变化,可以利用过去看看我们的选择究竟会在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考古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义,同样是面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就不单肩负着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任。中华文明从哪里来?考古以实证解决了我们的疑问。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文化认同感将油然而生,进一步塑造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