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星堆考古新发现持续刷屏，引发大众“围观”。
恰逢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央视新近推出聚焦考古人的纪录片《发掘记》，并即将“上新”讲好考古故事的《中国考古大会》。考古掀起的热度势必还将发酵。
事实上，考古“出圈”，最近大半年有迹可循——在此之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包括选择北大考古专业的女孩钟芳蓉上热搜、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卖断了货。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大众对于考古，一方面兴趣渐浓，另一方面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认知误区。考古类似于盗墓？意味着挖宝？仅与过去相关？不澄清这些误区，考古的价值就无法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就无法真正释放其现实意义。
误区一：
一提考古就想到盗墓
就在三星堆“拆盲盒”放送惊喜的这些天，根据《盗墓笔记》改编的动画作品《盗墓笔记秦岭神树》原计划于某博物馆举办首映礼。是考古工作者和文博爱好者的反对将这一合作紧急叫停。这也恰恰说明，“一提考古就想到盗墓”的误解在大众之间由来已久。
以《鬼吹灯》《盗墓笔记》为代表的盗墓小说，激发了公众对于古墓遗迹探究的好奇心，也让公众容易将盗墓与考古联系在一起——的确，二者都包含了挖掘墓葬的行为。事实上，考古绝不如大众想当然以为的等同于官方盗墓、在白天进行的盗墓，它本身与盗墓简直水火不容。
考古人与盗墓者之间，存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墓葬考古工作一般被动开展，然而面对猖獗的盗墓者，考古人不得不“参与”这场“竞争”。对于这样的常态也是无奈，《发掘记》第二集《晋地深处》透露了些许。在闻喜邱家庄墓地，即山西近年来挖掘出的东周时期最大的墓葬群，考古工作者发现，1号大墓被至少八组盗墓者几乎洗劫一空，形势逼人。于是，他们被迫与盗墓者赛跑，试图抢先一步挖出珍贵器物。其中针对37号墓的发掘，历经多次反转，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原本，考古队以为这是该墓葬群唯一没有盗扰痕迹的，可随着发掘的深入，仍旧发现了隐藏颇深的古代盗洞；对盗洞进行解剖的过程中，又发现原来古代盗墓者由于错误估计了墓葬的深度，误打了三次，直到第四次才进入椁室，所幸的是，由于椁室在盗墓者进入前已经坍塌，重要的器物才得以保存至今，用以界定墓主人身份、地位。
也有不少时候，盗墓者最终得逞。1994年，在湖北荆门“薛家岗一号”古墓，有盗墓者发现第一具外形、骨骼基本保存完整的战国女尸。消息传来，另一帮盗墓者闻风而动，直接将古尸以“毁容式”手段拉上地面、翻找珍宝，致使从古墓内部到古尸本身统统被破坏殆尽。如若这具古尸由考古工作者经过科学发掘而出土，或许又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考古发现——她距今达2300年之久，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还要早一两百年。
不能将考古与盗墓混为一谈，不仅仅因为它们站在较量的两端，更是因为，它们有着泾渭分明的根本诉求。考古人寻求的不是奇珍异宝，不是经济利益的获得，而是能够触及古代文明的哪怕一点点线索，其过程是获取一种研究资料。当然，考古围绕的，也不仅仅是墓葬，还包括各类古代遗址；除了陆地上的田野考古，还存在海上的水下考古。
误区二：
考古就是挖宝
很多人以为，考古就是搜寻、挖掘出一个又一个沉埋的宝藏，过程惊心动魄，也精彩绝伦，就像不少探秘类纪录片揭示的那样。殊不知，这只是加了理想化滤镜的考古。
更多时候，考古像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挖土才是常态，更确切的说法是清理地层，在看上去大同小异的沙土之中，辨别“灰褐色沙土”“浅灰色沙土”“黄褐色黏土”等不同土质土色，捕捉蛛丝马迹——这些细微的不同意味着变化曾在古代的某个时候发生。很可能掘地三尺出现的仍是空方，没有任何文化遗迹，只有自然堆积。这种艰辛和无聊，常人难以想象。考古院系的每一届学生，都需要奔向田野，通常在长达一学期的野外实习中完成发掘、室内整理、撰写报告等全部考古流程，如同一种成人仪式。而当实地经历了真正的考古发掘后，有些人会选择转行离开，有些人则从此坚定地走上考古之路。
考古挖掘出土的，也不是常人眼中的宝藏，更未必价值连城。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就曾痛斥“挖宝”思想，认为考古的价值不在于文物，而在于遗迹遗物所能复原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情况。例如，古墓葬的形式、结构、营造工艺及其自然环境，重要性绝不在随葬品之下；城市遗址的平面布局、规划意匠，比城址内出土的坛坛罐罐可能更有价值。考古人郑嘉励在《考古者说》一书中指出，考古界甚至存在着“一般大于特殊”的“偏见”。在他眼中，完整的瓷器未必比残片更有学术价值，至少残片可以观察瓷器的胎釉、成型等诸多特征，以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
事实上，挖掘本身，仅仅是考古的一部分。挖掘季可能只有几个月，真正的研究成果却或许需要数年才能呈现。考古学真正的本领也恰恰在于，如何用少量的信息，分析出大量的结论——不限于“是什么”“何时”“何地”，也包括“如何”“为什么”等。当然，这样的结论不可能完全复原某时某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却为人们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
误区三：
考古仅关乎过去
考古学有什么用？它似乎仅关乎过去，甚至是遥远的过去，与今天的人们又有何关？这样的误解，阻碍了很多人真正领悟考古的魅力。
考古的发现与成果，将影响未来历史文化研究的方向，不断丰富和深化人们对历史的认知，甚至颠覆以往的认知。例如，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让口耳相传已久的“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有了实证，它的申遗成功更让世界认可了这样的中华文明；1986年，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于三星堆出土，一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远古没有独立人像雕塑”的论断，而随着最近三星堆考古成果“上新”，不仅有更多的新材料再次证明中国远古存在独立人像雕塑，新出土的器型、纹饰也都将打开人们的新认知；2016年，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的考古新成果，颠覆了上海开埠前是“小渔村”的说法，证明上海在唐宋时期就是一个繁荣的外贸港口。
考古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对历史的发现，更是对社会进化的探索。只有深刻和清醒地了解人类的过去，才能更加明智地对待未来，从中汲取智慧。在《第五次开始》一书中，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L.凯利透过考察人类全部长达600万年的过去，演示了历史的巨大价值。在他看来，回顾历史越久远，展望未来会越深远，理解史前史能够告诉人们未来应该走向何方，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因为预言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他提出“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进化可以，而且应该，甚至必须由我们自己掌控。”这是因为，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了解人类的历史，于是更有能力应对变化，可以利用过去看看我们的选择究竟会在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考古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义，同样是面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就不单肩负着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任。中华文明从哪里来？考古以实证解决了我们的疑问。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文化认同感将油然而生，进一步塑造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