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自我价值的中介效应——以广西南宁市高校为例  

蒋雯洁1 , 王恩界2
1.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广州, 510631;
2. 广西大学教育学院, 南宁, 530004
作者    通讯作者
心理学研究, 2013 年, 第 2 卷, 第 3 篇   doi: 10.5376/pr.cn.2013.02.0001
收稿日期: 2012年10月18日    接受日期: 2012年11月23日    发表日期: 2013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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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中文):
蒋雯洁和王恩界, 2013,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自我价值的中介效应——以广西南宁市高校为例, 心理学研究(online) Vol.2 No.3 pp.11-26 (doi: 10.5376/pr.cn.2013.02.0001)
引用格式(英文):
Jiang W.J., and Wang A.E., 2013,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elf Value Intermediary Effect Research Abstract, Xinlixue Yanjiu (Online) Vol.2 No.3 pp.11-26 (doi: 10.5376/pr.cn.2013.02.0001)

摘要

为探讨自我价值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验证自我价值感对二者的中介效应,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段建华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以及杜建政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来对480名南宁市高校的大学生被试进行测量,经过分析得出。结论: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也能通过自我价值感的中介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自我价值感对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这两个变量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字
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自我价值感;中介效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对人自身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的学者对人们的自我价值感、社会支持程度以及主观幸福感有了更深一步的研究。

自我价值感是指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正性的情感,对自己价值的感受基于能否成功地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能否成功地完成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如果可以成为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就会有较高的自我价值感,也可以认为是个体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喜爱程度。有关自我价值感的研究较多,研究发现自我价值感与社会支持以及主观幸福感有密切的关系,拥有较高的社会支持度其自我价值感会较高,较高的自我价值感会使得人们体验到较高的主观幸福感。针对如何更好的了解自我价值感,量化自我价值感,目前较为广泛应用的测量方法是黄希庭编制的青年学生自我价值感量表、杜建政修订的核心我自评价量表等。

社会支持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尽管已经有了50多年的发展,但是至今为止学术界对社会支持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Kruger (1997)指出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应激时从家庭、朋友处获得物质和精神支持,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纬度。学者Pierce等(1991)指出,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自己想得到或者能得到的外界支持的一种感知。Cobb (1976)则把社会支持定义为一种信息,它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导致个体相信自己被关心和爱的信息;第二,导致个体相信自己有尊严和价值的信息;第三,导致个体相信自己属于团体成员的信息。国内学者肖水源认同了Sarason的观点,编制了如今广为应用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丁薇等(2007)人以大学新生为被试探讨了社会支持和自我价值感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被试的社会支持和自我价值感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高低社会支持获得者在自我价值感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丁新华和王极盛(2004)的研究得出结论:社会支持的各个纬度与主观幸福感各指数均呈显著的相关,不同属性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各指数均有预测作用。除此之外很多研究都表明了社会支持与自我价值感、主观幸福感有正相关关系。

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积极心理学逐渐兴起并受到人们的关注,随之用客观指标来测量幸福的方法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便尝试从主观的生活质量标准出发来研究幸福。对于究竟什么是幸福感,国外学者Diener (1984)认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ing, 简称SWB)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体验与消极情绪体验等因素,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稳定性等特点。衡量主观幸福感需要从多角度出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包括一个人的价值观、社会经历、来自外界的支持与帮助等,这些影响因素都可以解释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程度,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解释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包括了期望值理论、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目标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为了更好的测量主观幸福感而进行量表的编制,如目前已经被证明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信效度的Diener等人于2000年编制的国家大学调查表(International College Survey Questionnaire, ICS),该量表包括了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总体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各自包含了5个项目,积极情感包含了6个项目,消极情感包含了8个项目。国内学者段建华1996年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Campbell 1976年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等都被广泛应用。

众多的研究均表明了社会支持、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两两存在着较高的相关,陈振旗(2010)以聋哑大学生为被试,发现自我价值感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具有中介作用。但总的来说,对三者之间的研究,自我价值感对其余两者的中介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单独以健康大学生被试来探讨的就更少,健康的大学生与聋哑大学生毕竟还是有不少的差别,那么在健康大学生中,是否自我价值感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具有中介影响作用呢?本研究便是为了找出这其中的关系。

1结果与分析
1.1社会支持人口统计学变量结果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性别、籍贯、是否独生子女、专业、是否曾任学生干部、是否少数民族等进行平均数差异检验,来探讨他们在社会支持上的差异。

表1中可以看出,在支持利用度上出现了性别差异,即女生的支持利用度显著高于男生,其余维度性别差异不显著。

 
表1 性别的独立样本t检验(N=251)
Table 1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f gender (N=251)

表2中可以看出,城镇大学生客观支持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而农村大学生在主观支持上显著高于城市大学生,在其它两个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表2 籍贯的独立样本t检验(N=251)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f origin (N=251)

表3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否独生子女,他们在社会支持上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可以看出是否独生子女并不是影响大学生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

 
表3 是否独生子女的独立样本t检验(N=251)
Table 3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f whether is the only child (N=251)

表4可以看出,文科大学生在该量表的各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理工科大学生,但是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

 
表4 专业的独立样本t检验(N=251)
Table 4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f major (N=251)

表5可以看出,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在该量表的各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没有担任过任何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其中对支持利用度上,学生干部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其它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

 
表5 是否曾为学生干部的独立样本t检验(N=251)
Table 5 Ever as student cadres in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N=251)

表6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上的得分高于汉族大学生,而汉族学生在客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得分高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但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6 是否少数民族的独立样本t检验(N=251)
Table 6 Whether the minority of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N=251)

表7中可以看出,在年级纬度上,不管是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还是社会支持的总分,他们均没有显著性差异,F=0.78, p=0.509>0.05; F=2.17, p=0.092>0.05; F=0.38, p=0.765>0.05; F=1.19, p=0.315>0.05。经过事后检验也没有发现任何显著性差异。

 
表7 年级变量对社会支持的单因素方差分析(N=251)
Table 7 Grade variables on social support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N=251)

1.2主观幸福感人口统计学变量结果
表8可以看出,城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专业、是否学生干部、是否少数民族这几个维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9中可以看出,主观幸福感的总分在年级变量上是有显著性差异的,F=6.52,p=0.000<0.001。在事后检验中,发现大一的主观幸福感分数高于大二、大三、大四,其中从大一到大三呈下降趋势,大三的主观幸福感分数最低,大四的主观幸福感分数有所上升,并高于大二,位居第二。

经过事后检验发现,大一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分数显著高于大三学生,其中MD=7.81,p=0.001<0.01。其它年级之间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

 
表8 性别, 籍贯, 是否独生子女, 专业, 是否学生干部, 是否少数民族的独立样本t检验(N=251)
Table 8 Each variable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N=251)

 
表9 年级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单因素方差分析(N=251)
Table 9 Grade variable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N=251)

1.3自我价值感人口统计学变量结果
表10可以看出,自我价值感的性别差异显著,即男生的自我价值感显著高于女生,但在其它人口学变量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10 性别, 籍贯, 是否独生子女, 专业, 是否学干, 是否少数民族的独立样本t检验(N=251)
Table 10 Each variable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N=251)

表11中可以看出,在年级维度上,自我价值感的总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F=1.65, p=0.178>0.05。大四学生的自我价值感最强烈,其次是大一学生,从大一开始到大三自我价值感分数呈现下降趋势,大三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分数最低。通过事后检验也没有发现任何显著差异。

 
表11 年级变量对自我价值感的单因素方差分析(N=251)
Table 11 Grade variables on self value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N=251)

1.4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自我价值感之间的相关分析
通过Pearson 相关对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自我价值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下(表12)。

 
表12 社会支持各维度, 主观幸福感, 自我价值感的相关关系r
Table 12 The correlation of social support,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elf value

表12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支持的三个纬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以及社会支持总分与主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感都是呈显著正相关,尽管支持利用度与客观支持有较高的正相关,但是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这说明,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那么主观幸福感越强烈,自我价值感也越高。

1.5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自我价值感之间的回归分析
表13可以得出图1
 
 
表13 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自我价值感三者之间的回归分析
Table 1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elf value

 
图1 社会支持, 主观幸福感, 自我价值感的中介效应模型(卜翠鹏, 2011, 陇东学院学报, 22(4): 114-116)
Figure 1 Social support, subjective well-being, self vaule mediated effect model (Bu C.P., 2011, 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22(4): 114-116)

表13以及图1得知,系数a、b、c、c′均显著,并且c=0.39, c′=0.17,所以有c′﹤c,这说明自我价值感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是部分中介效应。其中效果量(ab/c)为0.63,ab/(ab+c′)]为0.59,表明自我价值感的中介效应较大。

由上面的分析说明,大学生的自我价值感(M)是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自我价值感对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这两个变量具体说来是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表14)。

 
表14 自我价值感(M)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Table 1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 value(M) in turn test

中介模型分析表明:一方面,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的正效应,即得到社会支持越多的大学生,他们主观幸福感就越强烈;另一方面,社会支持通过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有间接的正效应,即得到社会支持越多的大学生会有较高的自我价值感,而大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又会影响主观幸福感,那么高的自我价值感就会促使人们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也就越强烈。

1.6结论
本研究在综述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经过研究分析与讨论,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

(1)城镇大学生客观支持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而农村大学生在主观支持上显著高于城市大学生;在对支持利用度上,男生对支持的利用度显著低于女生,学生干部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

(2)城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3)主观幸福感的总分在年级变量上是有显著性差异的。发现大一的主观幸福感分数高于大二、大三、大四,其中从大一到大三呈下降趋势,大三的主观幸福感分数最低,大四的主观幸福感分数有所上升,并高于大二,位居第二。其中大一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分数显著高于大三学生。其它年级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4)男生的自我价值感显著高于女生。

(5)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自我价值感越强烈,获得的幸福感也越强烈。

(6)自我价值感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社会支持能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同时也可以通过自我价值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高低。

2讨论
2.1社会支持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男生对支持的利用度显著低于女生,城镇大学生客观支持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而农村大学生在主观支持上显著高于城市大学生,其中对支持利用度上,学生干部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在其它人口学统计变量上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在性别因素上,李艺敏等(2003)发现高校男生的主观支持得分的平均分高于女生,然而男生的支持利用度得分平均分却低于女生并且达到了极为显著的差异水平;李超、崔小梅等(2002)的研究同样也发现了女生较之于男生而言寻求社会支持的频率要高,在遇到困难时更加善于在社会中寻求支持和帮助以便帮助自己度过难关。而本研究发现男生在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以及社会支持总分这几个维度上的得分要低于女生,仅在客观支持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女生,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与其他研究者在支持利用度上得出的结论相似,即女生对支持的利用度更高,遇到困难时,更加善于寻求帮助。这或许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求男性要更加的坚强,面对困难时要坚强不屈,从小被教育为“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当女性面对困难时稍有哭泣、委屈,我们通常视之为很正常的事,在遇到困难时,男性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解决,不希望求助于人,认为这样会显得自己很无能。

地域因素上,蒋怀滨(2008)的调查结果指出生源地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无显著影响;卜鹏翠的研究也发现农村大学生与城镇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差异不显著(卜鹏翠, 2011, 陇东学院学报, 22(4): 114-116)。而本研究结果发现:城镇大学生客观支持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而农村大学生在主观支持上显著高于城市大学生。身为大学生群体,不管他们来自农村还是城镇,他们得到的社会支持都没有显著性差别,但是在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上表现出了显著性差异。在城镇,很多家庭都是只有一个小孩,家人、亲戚对孩子的关注会更加多。而在农村,经济情况没有城镇好,家里的小孩相对较多一点,平均分布在每一个小孩的关注就会相对较少一些,当遇到什么困难时,城镇的孩子会得到更多来自家庭、朋友的帮助与支持,而农村的孩子除了来自朋友的帮助外,由于家庭的关注较少一些,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

在专业因素上,卜鹏翠研究发现艺术专业学生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最高(卜鹏翠, 2011, 陇东学院学报, 22(4): 114-116),理科学生次之,文科学生是最低的;李艺敏等(2003)发现艺术类和理工类专业的大学生客观社会支持得分较高,体育大学生在主观支持上高于其他专业;张磊(2008)同样也指出运动群体大学生在社会支持总体情况上的得分要高于非运动群体的大学生,并且有显著性差异。而本研究却发现文科大学生在社会支持各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理工科大学生,但是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

关于是否学生干部,卜鹏翠研究发现学生干部对支持的利用度上显著高于普通学生(卜鹏翠, 2011, 陇东学院学报, 22(4): 114-116)。本研究发现曾经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比从未担任过任何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在社会支持这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支持利用度上学生干部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与卜鹏翠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卜鹏翠, 2011, 陇东学院学报, 22(4): 114-116)。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由于常常需要处理一些学生会、社团、班级的事情,也是由于这些工作的需要,往往在社交面上更加的广,认识更多的人,在需要帮助时,帮助源就会更多一些。当然能够成为学生干部是一种对自我能力的肯定,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很多学生都认为能成为学生干部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与此同时,这些成为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往往会从辅导员、院领导那里得到更多的嘉奖和青睐,也会得到更多来自同龄人的羡慕,不管是评优秀、发展党员,学生干部总是会在优先考虑的行列,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干部比普通学生更加容易、也更多地去利用来自各方面的支持来帮助自我的成长。

是否独生子女和是否少数民族这两个变量上没有发现差异。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如今家庭的孩子数量比以往少了,每个孩子都视为宝贝,不管是独生的还是非独生的。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已经汉化,在很多方面与汉族人几乎没有差别,在社会支持上这两个人口学变量没有发现显著差异也很正常。

2.2主观幸福感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城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男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女生,理工科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文科大学生,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高于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汉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但都差异不显著,差异不显著的将不再赘述。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自我价值感、家庭等因素,本研究中发现了城镇大学生的自我价值感高于农村大学生,独生子女的自我价值感高于非独生子女,自我价值感高的一般主观幸福感也比较高。梁深对自考生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自我价值感各纬度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自我价值感作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有效的预测作用(梁深, 2010, 中国成人教育, (20): 129-131);詹茂光(2007)以高职学生为被试对主观幸福感与自我价值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自我价值感的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消极情感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汪宏等(2006)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表明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水平。城镇大学生、独生子女的家庭相对那些农村、非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经济条件会比较优越,父母也会对孩子更加宠爱,体验到的幸福会更多以一些。

对年级变量经过方差分析发现,发现大一的主观幸福感分数高于大二、大三、大四,其中从大一到大三呈下降趋势,大三的主观幸福感分数最低,大四的主观幸福感分数有所上升,并高于大二,位居第二,其中大一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分数显著高于大三学生。通常在大学生校园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一时同学关系和宿舍关系是最融洽的,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都对大学生活抱有非常美好的希望,通常一起上下课、一起去吃饭,大家之间的关系很好,自然烦恼也会比较好,体验到的幸福感自然会比较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彼此之间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学之间、舍友之间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小矛盾,并且大二的课程比较繁重,烦恼也会增多,到了大三很多同学忙于自己的事情,在宿舍里,由于长时间的相处,一些同学对另一些同学的习惯难以忍受,一些很小的矛盾都会激化,舍友之间的不和常常有所闻,相比大一时的和睦相处似乎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到了大四,大家面临毕业,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光似乎比起那些小矛盾更重要了,并且经过这大学四年,大家更是学会应该要更加包容他人。所以幸福感指数也就会呈现出大一到大三有下降趋势,大四又有所上升的趋势。

2.3自我价值感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男生的自我价值感显著高于女生,来自城镇的大学生自我价值感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独生子女自我价值感高于非独生子女,理工科大学生自我价值感高于文科大学生,曾经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自我价值感要高于没有担任过任何学生干部的大学生,汉族大学生的自我价值感高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但是总的来说大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在籍贯、是否独生子女、专业是否学生干部、是否少数民族这几个维度上是没有显著性差异的。

对年级变量经过方差分析发现,大四学生的自我价值感最强烈,其次是大一学生,从大一开始到大三自我价值感分数呈现下降趋势,大三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分数最低。通过事后检验也没有发现任何显著差异。差异不显著的将不再赘述。

我们都知道,在大学以前,不管是学校还是家庭对孩子的评价标准总是以成绩来衡量,而在这一阶段,女生比男生更加听话、乖巧,成绩好的大多数是女生。而进入大学以后,环境与初高中大不一样,有更大的空间让学生去自由发挥,男生往往比较大胆,更愿意去挑战自我,对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有着更大的信心,注重潜能的发挥,有着更广的社会交际,自然受到的关注会更多。然而女生则比较小心翼翼,更加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社会的要求规范,或许这也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关,因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男孩和女孩就开始接受不同的性别角色教育,父母总是要求女孩要“听话”、“文静”、“懂事”,女孩从小就被看做是弱者,被人欺负要学会忍耐,男孩子被人欺负时要自己保护自己,女孩子可以哭,男孩子则被灌输“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思想。这样一来导致男女生的自我价值感的高低便形成了一种较为明显的差异。

2.4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自我价值感三者之间的分析
2.4.1三者之间的相关分析
通过Person相关分析发现,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以及社会支持总分与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都是呈显著正相关,但是支持利用度与客观支持的正相关不显著。

丁新华和王极盛(2004)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社会支持的各个纬度与主观幸福感各指数均呈显著的相关,不同属性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均有预测作用;丁薇(2007)等人以大学新生为被试探讨了社会支持和自我价值感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被试的社会支持和自我价值感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梁深对自考生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自我价值感作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有效的预测作用(梁深, 2010, 中国成人教育, (20): 129-131);詹茂光(2007)以高职学生为被试对主观幸福感与自我价值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了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汪宏等(2006)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本研究与这些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本研究发现了社会支持高的被试主观幸福感越高,社会支持包括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主观支持是指自己给予自己的鼓励支持肯定,客观支持是指来自于家人、朋友、同学,社会组织等的帮助与支持。一个人的社会支持度很高的时候,这也表明,他的人际关系很广很融洽,当有困难而又得到来自外界的帮助与支持时,往往会感到很高兴,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在乎自己,希望自己过得好的,原有的一些不良情绪会随之消散,内心会体验到一种幸福感。也就是说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自我价值感是指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情感,对自己价值的感受基于能否成功地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能否成功地完成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如果可以成为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就会有较高的自我价值感。主观幸福感是自身所体验到的一种愉悦、高兴的情绪,其程度因人而异。当人们成功的完成了自己所想要完成的事情时,自然会体验到一种兴奋、愉悦、高兴等正向情绪,因此自我价值感与自我幸福感之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2.4.2自我价值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表明,自我价值感在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的影响作用。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当大学生得到或体验到更多的支持时(比如老师给予的肯定和表扬,同学们的赞扬,朋友亲属提供的帮助等),那么他们会认为这是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肯定,进而就会对自身的评价更高,自我价值感提高,同时又会有一种正性的、积极的情绪体验,从而也就提高了其主观幸福感。

3实验材料与方法
3.1研究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为广西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西民族大学的本科生。一共发放了480份问卷,回收368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有251份问卷(表15)。

 
表15 被试特征(N=251)
Table 15 Subjects characteristic(n=251)

3.2研究工具
3.2.1总体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是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是由Fazio于1977年编制的,该量表用于评价受试者对幸福的陈述,本量表共33项。1996年国内学者段建华对该量表进行修订,即采用该量表的前18项对被试进行施测,单个项目的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9~0.78之间,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在0.56~0.88之间,在内部一致性系数上,男性为0.91,女性为0.95。

记分:按选项0~10积累相加,其中带的选项为反向题,全国常模得分男性为75,女性为71分,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烈。

3.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本研究中测量社会支持采用的是肖水源于1986年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一共有十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3条)、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4条),用于测量个体的社会支持情况。

该量表的计分方式为:总分就是十个条目评分之和,客观支持是第2、第6、第7条的评分之和,主观支持是第1、第3、第4、第5条的评分之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是第8、第9、第10条评分之和。

第6、第7条如回答“无任何来源”则计0分,回答“下列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其余条目每条只选择一项,选择A、B、C、D分别计1、2、3、4分。总分越高表明该被试得到的社会支持就越多。

由于被试的群体是大学生,实际情况与量表中的一些表述会略有些不同,所以对该量表的一些用词进行了修改。将量表中的将“夫妻”、“配偶”改成“恋人”,“同事”改成“同学”,将“工作单位”改成“班级或学校”。用修订后的量表进行测量,得到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624。

3.2.3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本研究采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来测量被试的自我价值感,该量表由Judge等编制,杜建政等修订。这份问卷一共有l0个项目,均采用利克特5点记分法。1是代表完全不符合,5是代表完全符合,由1到5符合程度由低到高。该问卷的第2、第3、第5、第7、第8、第10题采用反向记分。为了验证问卷的构想效度,研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问卷结构进行了验证。

3.3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3.0输入数据,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其中具体方法包括了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3.4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了文献归纳法,通过阅读大量文献,了解有关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自我价值感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现状,再根据已有研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采用问卷测验法,其中包括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测量被试在这几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收集数据,并进行假设检验。

作者贡献
蒋雯洁负责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论文初稿的写作与修改,王恩界是项目的构思者及负责人,指导实验设计,数据分析,论文写作与修改。全体作者都阅读并同意最终的文本。

致谢
本研究得到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各位老师的帮助与指导,感谢广西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各位被试大学生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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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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