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Research Article

高、低心理弹性女性的日常情绪状态及情绪自我调节方式  

席居哲1 , 左志宏2
1.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200062
2.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 200062
作者    通讯作者
心理学研究, 2014 年, 第 3 卷, 第 2 篇   doi: 10.5376/pr.cn.2014.03.0002
收稿日期: 2014年02月06日    接受日期: 2014年02月07日    发表日期: 2014年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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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中文):
席居哲和左志宏, 2014, 高、低心理弹性女性的日常情绪状态及情绪自我调节方式, 心理学研究(online) Vol.3 No.2 pp.5-13 (doi: 10.5376/pr.cn.2014.03.0002)
引用格式(英文):
Xi J.Z. and Zuo Z.H., 2014,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ifferences in Daily Emotional States and Emotional Self-Regulations between High and Low Resilient Women, Xinlixue Yanjiu (Online) Vol.3 No.2 pp.5-13 (doi: 10.5376/pr.cn.2014.03.0002)
 

摘要

筛选32名高心理弹性女大学生和28名低心理弹性女大学生,利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PANAS)和情绪调节方式量表(ERQ),比较不同心理弹性女性日常情绪状态及积极、消极情绪自我调节方式的差异。结果发现,高心理弹性女性的日常积极情绪水平显著高于低心理弹性女性,日常消极情绪水平则极其显著低于低心理弹性女性,高心理弹性女性在情绪平衡指标上的得分极其显著地高于低心理弹性女性。与低心理弹性女性相比,高心理弹性女性对积极情绪有更多的重视、宣泄和更少的抑制调节;对消极情绪有更少的重视调节。不同心理弹性女性的日常情绪状态差异源自情绪调节方式的差异,通过干预措施,改变低心理弹性女性的情绪调节方式,将有望改善其情绪状态和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

关键字
心理弹性;女性;日常情绪状态;情绪自我调节方式;横断面研究

1问题提出
心理弹性(Resilience, 中国学者亦有译作心理韧性、心理复原、压弹或抗逆力(席居哲, 2006; 席居哲, 桑标,左志宏, 2008)是指人的心理功能并未受到曾经历或正在经历的严重压力、挑战或逆境损伤性影响,甚或愈挫弥坚的现象(Garmezy, 1991; Masten, 2001; Rutter, 2000)。心理弹性反映着个体对源于自身(如身体健康、肢体甚或容貌)或环境(家庭、工作场所等)的压力或挑战的积极、成功应对。诸多大型纵向研究提示,心理弹性现象相当普遍(Werner, 2005),在经历了严重压力或挑战后,有35%–65%者心理功能保持在健康状态(Bonanno, 2005)。心理弹性研究革新了压力/挑战与心理健康之间关联的病理学取向的传统认识,作为一个热议的重要领域,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迄今已掀起了四波研究浪潮(Masten, 2007)。缘何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能承挫耐压呢?心理弹性学者认为保护性因子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些保护性因子既包括环境因子(涉及家庭、社区、文化或社会保护性资源特征),还包括个体适应性应对资源特征因子(Wright and Masten, 2005)。相比于环境保护因子,识别个体保护因子更显重要(Rutter, 2000)。从理论上讲,根据心理发展的生态系统观(Bronfenbrenner and Morris, 2006),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倾向性,能力、经验、知识与技能,以及需求特征等因子的分化与组合,对心理发展及其功能健康发挥起关键整合作用。因此,着眼于个体的主体性特征,对于解读心理弹性机制尤为重要;从实践上说,聚焦于业已识别的个体特征的心理弹性提升方案,因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而更易收效。

国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注女性压力、挑战、危险或创伤经历及其心理行为后果的学者,开始基于心理弹性、积极适应的视角,探讨女性成长和心理健康的课题。比如,有研究发现,那些生活贫困但保持较高幸福感(心理弹性的指标)的女性,多采用向下社会比较(即“比下有余”)的策略,且鲜有不良社会关系(Todd and Worell, 2000)。另一项研究对因受配偶虐待而寻求避难的50名妇女进行了调查,发现与低心理弹性女性相比,在心理弹性量表上得分较高的女性,所报告的身体机能失调、反复性意念/冲动/行为、认知损害、不胜任感、自卑感、抑郁及焦虑水平皆更低(Humphreys, 2003)。来自有性虐待经历女性群体的数据提示,与创伤相关的信念,比如无力感(powerlessness),对心理弹性的消极影响最大(Breno and Galupo, 2007);而内部控制点、积极应对(比如问题聚焦、寻求社会支持及关注积极方面等)是心理弹性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Walsh, Blaustein, Knight, Spinazzola, and van der Kolk, 2007)。Lamond等人在老年女性群体发现,心理弹性与女性成功老龄化的关键成分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Lamond et al., 2008)。类似的这些研究开了女性心理弹性探讨的先河,许多结果颇具启示性,但相比于数以千计的心理弹性文献,专门涉及女性的研究可谓屈指可数,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研究者推测,个体对经历的认知加工及情绪过程,对于全面理解压力/创伤反应的个体差异,探测心理弹性发展的机制至关重要(Luthar, Sawyer, and Brown, 2006; Rutter, 2000)。就个体特征而言,上述有关女性心理弹性的文献,多从认知视角进行,而对情绪方面则缺乏系统探讨。心理弹性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个体曾经历或正经历严重的压力、挑战、危险或逆境等;二是心理社会行为功能良好甚或愈挫弥坚(Wright and Masten, 2005)。严重压力/逆境会导致当事者处于高度应激状态并伴随诸如沮丧、愤怒、焦虑、悲伤、发呆等消极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是不利处境导致心身问题的主要中介之一(Schwarzer and Schulz, 2002)。之所以一些人历经高危处境但身心功能正常甚或愈挫弥坚,是因为这些人具备从消极事件导致的负性情绪中快速恢复的能力;若个体不能从消极事件导致的消极情绪中快速恢复,尤其又持续处于消极事件的阴影下,极易出现焦虑和心境障碍(Davidson, 2000)。因此,从消极事件导致的负性情绪快速平抑的能力,乃心理弹性的一个重要成分(Davidson, 2000)。从情绪层面而言,心理弹性既包括当事者从严重压力/逆境导致的消极情绪快中速恢复过来,亦包括个体面临严重压力/逆境时保持高水平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并伴随个体通过生成积极情绪来消解消极情绪的负面影响并促发长效应对资源(Davidson, 2000; Tugade, 2010)。这其中涉及情绪多方面问题,本文拟关注两个方面:一是情绪状态,二是情绪调节。

不同心理弹性者的情绪状态。有研究表明,与低心理弹性者相比,高心理弹性者具有较高水平的积极情绪,在此方面已有文献结果颇为一致;高、低心理弹性者是否存在消极情绪水平的差异,结论并不一致。根据Tugade和Fredrickson (2004)的结果,高、低心理弹性者不存在消极情绪水平的差异,而Bonanno, Galea, Bucciareli和Vlahov(2007)的研究则提示,高心理弹性者的抑郁水平可能较低。这些研究结果未区分性别。Ong, Bergeman, Bisconti和Wallace(2006)发现,比起低心理弹性的寡居妇女,高心理弹性的寡居女性不仅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亦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看来,不同心理弹性女性情绪状态(特别是消极情绪状态)是否存在差异,需进一步检验。

情绪调节意指个体管理、调整或改变自身(或他人)情绪的过程。情绪调节可分为自动的与有意(控制)的。情绪双重加工理论认为,高心理弹性者从消极情绪的恢复赖于自动的和有意(控制)的情绪调节(Tugade, 2010; Tugade and Fredrickson, 2007)。有关自动情绪调节,聚焦于生理层面的情绪时间动力学研究进行了不少实验(Tugade and Fredrickson, 2004)。然而,目前有关有意(控制)情绪调节及其与心理弹性关系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更鲜见聚焦于高、低心理弹性女性有意(控制)情绪调节及其比较的详细探索。Gross(1998)基于情绪产生过程提出了一个情绪输入—输出模型,认为情绪既可能在输入环节被调节(此时称为原因调节),也可能在输出环节被调节(此时称为反应调节),尽管情绪调节可以发生于情绪过程的任何时间,但原因调节和反应调节属两种基本的情绪调节类型,并可根据具体调节类型来预测个体情绪的行为、体验与生理反应。该模型为测量和分析有意情绪调节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旨在考察高、低心理弹性女性在日常情绪状态及有意(控制)情绪调节方式上可能的差异,以丰富女性心理弹性研究在情绪领域的证据,推测不同心理弹性女性相区分的情绪调节机制,以期为提升女性心理弹性水平、增强压力应对效能、增进她们的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提供一些启示。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候选被试为一、二年级的103名本科女大学生。利用成人心理弹性量表(RSA),通过快速聚类分析法,筛选出32名高心理弹性女生和28名低心理弹性女生作为研究对象。

2.2研究工具
成人心理弹性量表(RSA)。此量表由Hjemdal等人编制(Hjemdal, Friborg, Stiles, Martinussen, and Rosenvinge, 2006),用于筛选被试。本研究采用33项目的RSA,量表包括“个人坚韧性”、“有条理的风格”、“社会交能力”、“家庭凝聚力”和“社会资源”等5个因素。项目呈现采用语义差异法,形如“我的个人问题:是无法解决的□1□2□3□4□5□6□7我知道如何解决”,要求被试读完题干再看选项左右侧之描述,然后据自己实际情况作答。原RSA有良好的信效度,研究该量表各因素及总体Cronbach’s α为0.68~0.91,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其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χ2/df=1.53, CFI=0.90, TLI=0.89, RMSEA= 0.046。

正负情绪情感量表(PANAS)。PANAS由Watson, Clark和Tellegen (1988)编制,用于测量情绪状态,由积极情绪情感(PA)量表和消极情绪情感(NA)量表构成,各10个项目。每个项目均是一个描述情绪的词汇,如“感兴趣的”、“苦恼的”等。量表采用1~5点计分法,要求被试根据“一般情况下的情绪情感状态”从1(极弱)到5(极强)选择最符合自己的数字。原PANAS的PA、NA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Watson, Clark, and Tellegen, 1988),本研究用PA、NA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79和0.86。

情绪调节方式问卷(ERQ)。由黄敏儿和郭德俊编制(2001a, 2001b),用以测查被试的情绪调节基本方式。该问卷基于6种基本情绪(快乐、兴趣、悲伤、厌恶、愤怒、恐惧)和有关情绪调节方式的观点与研究编制而成(黄敏儿, 郭德俊, 2001a, 2001b)。ERQ分别从(评价)重视、(评价)忽视、(表情)宣泄、(表情)抑制四个情绪调节基本方式测查被试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调节频度。其中,重视与忽视属原因调节,抑制和宣泄属反应调节;重视与宣泄属增强调节,忽视与抑制属减弱调节。ERQ共24个项目,以如“让我开心的事情我会积极参与”的陈述句呈现,要求被试从“偶尔或很少”(1分)到“总是”(4分)四个选项中选择最符合自身实际的。经检验,本研究所用ERQ分量表的Cronbach’s α范围为0.65~0.74。

2.3研究程序
在安静的房间将装订好的成人心理弹性量表(RSA)、正负情绪情感量表(PANAS)和情绪调节方式问卷(ERQ)发放给女大学生,两位主试现场监督,被试填写完毕收回。将数据录入计算机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所用统计方法有描述统计、快速聚类分析法、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等。统计分析主要利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利用Mplus 6.11进行。首先对RSA五个因素快速聚类,筛选出高、低心理弹性被试,然后对这两组女大学生被试进行日常情绪状态和情绪调节方式比较。

3结果与分析
3.1高、低心理弹性女性日常情绪状态比较
两组被试日常情绪状态描述统计见表1。可以看出,高心理弹性女性的日常积极情绪平均得分比低心理弹性女性高,而消极情绪平均得分则比低心理弹性女性。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组被试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上差异显著:高心理弹性女性日常积极情绪水平显著高于低心理弹性女性,t(58) = 2.50, p = 0.015;而前者日常消极情绪水平极其显著地低于后者,t(58) = –5.60, p < 0.001。为了比较高、低心理弹性女性被试日常情绪中积极、消极情绪的相对比重差异,总体上把握两组被试日常情绪态势,借鉴有关情绪情感平衡(affect balance)的研究思想和数据处理方法(Derogatis and Rutigliano, 1996),以PANAS积极情绪量表总分减去消极情绪量表总分,得出情绪平衡指标分数。由表1知,高心理弹性女性日常情绪平衡指标得分极其显著大于低心理弹性女性,t(58) = 5.55, p<0.001。


表1  高、低心理弹性女性日常情绪状态描述统计(M ± SD)及组间差异比较  

3.2 高、低心理弹性女性情绪调节方式比较
首先分别比较积极与消极情绪的重视、忽视、宣泄、抑制四种调节基本方式,见表2。积极情绪调节方面,除“忽视”差异不显著外(t(58) = –1.23, p = 0.223),在其余三种情绪调节基本方式上,两组女性均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差异。其中,高心理弹性女性在积极情绪“重视”、“宣泄”两调节基本方式上的平均得分皆高于低心理弹性女性,在“重视”上差异显著,t(41) = 2.47, p = 0.018,“宣泄”上的差异极其显著,t(58) = 3.47, p < 0.001。而在积极情绪“抑制”调节方式上,高心理弹性女性的平均得分小于低心理弹性女性,t(44) = –2.43, p = 0.019。消极情绪调节方面,除“重视”外,其余三种调节基本方式平均得分均不存在组间显著性差异,t(58) = –1.23~1.58, p = 0.119~0.784。高心理弹性女性在消极情绪“重视”调节上的平均得分极其显著地小于低心理弹性女性,t(58) = –4.29, p < 0.001。


表2  高、低心理弹性女性情绪调节方式描述统计(M±SD)及组间差异比较  

4 讨论
4.1 高、低心理弹性女性的日常情绪状态有别

基于PANAS结果,本研究发现,高、低心理弹性女性被试无论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及情绪平衡指标方面均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差异。与低心理弹性女性相比,高心理弹性女性日常拥有更高水平的积极情绪状态。高心理弹性者平时积极情绪水平较高,已为许多研究所揭示(Block and Kremen, 1996; Tugade and Fredrickson, 2004, 2007),本研究在女性群体上再一次得到验证。积极情绪利于个体遇到严重压力/逆境时的有效应对,还助于个体从消极情绪中恢复过来,Lazarus, Kanner和Folkman(1980)认为,在个体身处压力/逆境时,积极情绪可经由3条路径帮助当事者进行应对:其一,提供“通气孔”(breather),以让个体心理上有喘息之机;其二,充任“支撑点”(sustainer),以增进个体自尊和效能感;其三,担当“复位器”(restorer),以使个体感到自身智源不断得以充盈并受到良好维护。积极情绪能消解消极情绪的负面作用,“扩展与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可以拓宽个体焦点范围和增扩行为策略,这不仅有助于生成更灵活、更具创造性、更开放的想法和问题解决方案,使身处严重压力/逆境中的个体有效应对压力/逆境,还有助于当事者建构社会的、心智的乃至物质的有效应对资源,作为压力/逆境应对的活跃因子,积极情绪是特质心理弹性侧面之一,是心理弹性强有力的助推剂,这些均得到了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Fredrickson, 2001; Fredrickson, Tugade, Waugh, and Larkin, 2003; Tugade and Fredrickson, 2004, 2007; Tugade, Fredrickson, and Barrett, 2004)。

本研究还发现,与低心理弹性女性相比,高心理弹性女性的日常消极情绪处在更低的水平,两者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极其显著水平。该结果支持了Bonanno等人(2007)的发现,但没有支持Tugade和Fredrickson(2004)及Ong等人(2006)的结果。在情绪与心理弹性关系上,Block和Kremen(1996)认为,尽管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相互独立的概念,但两者分别可视为自我弹性(ego-resiliency)或自我脆性(ego-brittleness)之结果。自我弹性的个体不易受焦虑情绪影响,他们会积极与外界打交道,表现出积极的情绪(Tellegen, 1985);而自我脆性的个体则经常为突如其来的焦虑所困扰,长此以往则会导致迁延难愈的病理性心境紊乱(Block and Kremen, 1996)。照此推断,相对更低的日常消极情绪水平应是心理弹性者的情绪特征之一。本研究在女性群体所得的结果支持了上述论断与推断。

借鉴情绪情感平衡的研究思想(Derogatis and Rutigliano, 1996),本研究还比较了高、低心理弹性女性日常积极、消极情绪之差的差异,发现高心理弹性女性的情绪平衡指标得分极其显著地大于低心理弹性者。情绪情感平衡反映着个体情绪的整体状态,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休戚相关,较高水平的情绪平衡代表着较高程度的情绪幸福感,提升积极情绪的比重,并经由积极情绪将个体置于情绪幸福感的良性上升螺旋,心理社会功能同时得以增进(Fredrickson and Joiner, 2002)。为何高、低心理弹性女性的日常情绪状态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与下面要讨论的情绪调节方式差异存在密切关系。

4.2 高、低心理弹性女性在情绪调节方式存在多方面差异
本研究发现,高、低心理弹性女性在积极、消极情绪上的情绪调节方式存在值得注意的重要差异。具体而言,相比于低心理弹性女性,高心理弹性女性对积极情绪采用更多的“重视”、“宣泄”和更少的“抑制”调节,而对消极情绪则用更少的“重视”调节。由此并根据Gross(1998)情绪输入—输出模型(情绪调节共感过程模型)可知,较之低心理弹性女性,高心理弹性女性在情绪过程的两端皆对积极情绪作更多的增强调节(重视、宣泄),说明高心理弹性女性不仅更善于通过评价重视诱发积极情绪的刺激以增强积极情绪,还更善于通过表情宣泄把积极情绪表达出来,从而导致积极情绪体验的增强或维持。面对消极情绪,高心理弹性女性则通过更少重视以降低消极情绪的作用和水平。而低心理弹性女性则不是这样,在积极情绪上,她们不仅增强调节不及高心理弹性者,而还动用比高心理弹性者更多的减弱型反应调节,这样的结果是,积极情绪体验增强相对乏力,积极情绪水平低于高心理弹性同伴。面对消极情绪,低心理弹性女性采用更多的重视调节,而相对过多地关注消极情绪输入环节,比如聚焦于情绪诱因本身,似不能给当事者带来益处,反倒可能增强消极情绪体验。可见,情绪调节方式的不同,可能是高、低心理弹性女性日常情绪状态存在差异的原因。高心理弹性女性的情绪调节特点显然更利于提高积极情绪水平和降低消极情绪水平,这解释了为何两组被试在日常情绪状态中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水平与情绪平衡指标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简言之,高心理弹性女性的情绪调节方式更具适应性。

个体在面临严重压力、挑战时,有效调节自身情绪,尽快从消极情绪中恢复,并保持高水平的积极情绪,还通过生成积极情绪以撤除或缓解消极情绪的负面影响,是积极、成功应对的一条重要路径,这是心理弹性在情绪层面的重要表征,有学者称之为情绪弹性(emotional resilience) (Conway and McDonough, 2006)。有意情绪调节,比如情绪自我管理、情绪调整,被证明为是心理弹性最强有力的预测因子(Armstrong, Galligan, and Critchley, 2011; Sandel, 2007)。这也就意味着,通过干预措施,改变低心理弹性者的情绪调节方式,将有望改善其情绪状态和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

4.3 通过情绪调节方式训练改善低心理弹性女性的情绪状态,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
本研究对于情绪调节方式训练策略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可从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两方面着手,对低心理弹性女性进行情绪调节方式训练。积极情绪调节上,可训练她们关注积极情绪刺激源(重视),将积极情绪体验合宜表达出来(宣泄)而不是抑制它;消极情绪调节上,还可以训练使她们通过积极认知重评发现事物的积极一面,以提升其积极情绪水平和对抗消极情绪(Kateri M., and Mauss I., 2010, http://www.posneuroscience.org/abstractposiReap.html; Tugade and Fredrickson, 2004),不过于关注消极情绪引发刺激的负面信息,通过转移注意力、聚焦于积极情绪体验等减低消极情绪的水平及其不利影响。还可配合以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来巩固情绪调节方式训练的效果,比如,健康的作息、饮食习惯,保证每周的运动时间,学会自我欣赏与自我激励,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坚持每天记录感激与感恩等,均利于提升积极情绪水平和降低消极情绪水平,从而提升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水平。除此之外,通过训练提高低心理弹性女性情绪认知能力,使她们有丰富的情绪知识,善于把握自身和他人情绪线索,增强不同情绪的辨识能力,增加她们的情绪细腻性,这些均利于低心理弹性女性的良性情绪调节。

4.4 研究限制与不足
本研究采用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这种进路尽管在揭示效力上有独到的优势,但也存在分析技术方面的限制(席居哲, 左志宏和Wu Wei, 2012),而基于极端分组的结果或不能充分刻画女性情绪自我调节方式与日常情绪状态的机制关联,相应的结论推广需持谨慎态度。较小的取样规模以及方便取样的代表性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增加样本容量,并注意取样的范围,为本领域提供更坚实的证据。同时,基于此的心理弹性促进方案实践探索亦不可或缺。

5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高、低心理弹性女性的日常情绪状态和情绪调节方式存在着多方面显著差异。日常情绪状态上,与低心理弹性女性相比,高心理弹性女性日常积极情绪水平更高、日常消极情绪水平更低,她们拥有更高水平的情绪平衡度。情绪调节方式上,相对而言,高心理弹性女性对积极情绪有更多的重视、宣泄和更少的抑制,采用更多的增强型调节和更少的减弱型反应调节;对消极情绪有更少的重视,采用更多的减弱型调节和更少的增强型原因调节。日常情绪状态差异源自情绪调节方式的差异,改变低心理弹性者情绪调节方式,有望改善其情绪状态和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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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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