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提出
心理弹性(resilience)研究聚焦于考察缘何一些人被严惩压力/逆境摧垮，而数量可观的另一些人却不仅未被摧垮，甚或愈挫弥坚这样一种心理发展现象(Goldstein and Brooks, 2005; Luthar, 2006; 席居哲, 左志宏, 2014)。严重压力/逆境下，当事者的身心依然保持健康，其内在的可能机制是什么？研究者业已确认，保护性因素在“不利处境→心理社会发展”的联结上起效，是个体摧而不垮的重要原因(Luthar, Cicchetti, and Becker, 2000; Wright and Masten, 2005)。在这些保护性因素中，除了个体的秉赋与素质，被研究者强调更多的莫过于家庭环境的重要性。比如，在一张整合了若干代表性研究观点的表格中，利于儿童心理弹性成长的家庭特征包括有12项之多，涉及温暖、稳定和支持性的家庭环境，父母冲突少，儿童与照料者关系亲密，儿童与父母或照料之一形成安全依恋关系，父母的民主型教养方式，父母对子女的合宜监督，积极的兄弟姐妹关系，有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家庭充满温暖和爱，家庭成员住在一起共同参与家庭事务，有效解决家庭冲突，以及有明确的家庭仪规等(席居哲, 左志宏, 2014)。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是儿童成长极其重要的近端微环境之一(Bronfenbrenner and Morris, 2006)。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总分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家庭环境氛围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极为关键。

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与儿童健康相关联的家庭环境因子及其作用机制解读上(桑标, 席居哲, 2005; 席居哲, 2003)，而对于处境不利家庭中的儿童发展尤其是心理弹性发展问题却鲜有详细探索。不利处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于嵌于其中的每个成员，尤其儿童来说同样构成挑战(Flores, Cicchetti, and Rogosch, 2005)。考察不利处境家庭儿童的发展差异，通过将心理弹性儿童与缺乏心理弹性儿童家庭文化环境的比对，获取家庭文化环境对儿童心理弹性成长的作用证据，并为促进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家庭文化环境建设提供实际依据。

2研究方法
2.1被试
2.1.1被试来源
采用方便取样，上海有6所中小学746名学生参加初试。其中，小学三年级学生212名，小学五年级学生165名，初中二年级199名，高中一年级170名。性别构成上，男生383名，女生363名。年龄范围9–16岁。经检验，被试在年级与性别上的分布无显著性差异。以父母之一无业或下岗且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上海月人均可支配收入(3349元，按上海2012年城镇居民收入测算)的儿童入选本研究不利处境者，从746名中小学生中选出230名学生作为本研究正式研究对象。其中，小学三年级65人(男38人，女27人)，小学五年级70人(男40人，女30人)，初中二年级74人(男36人，女38人)，高中一年级21人(男9人，女12人)。经检验，各年级性别分布无显著性意义，χ² (3, N = 230) = 2.67， p = 0.445。这些中小学生中，父母双双无业或下岗者117人，母亲无业或下岗父亲有工作者101人，父母无业或下岗母亲有工作者12人。

2.1.2被试分组 
以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结果对230名被试进行分组，只要有一项问题行为因子T分或总T分超出正常范围的，即可视为有行为问题(徐韬园，1999)。本研究参照了Werner和Smith(1992)的做法，将有行为问题者归入缺乏心理弹性组，没有行为问题者归入心理弹性组。分组结果是，心理弹性组儿童181名（男89人，女92人）、缺乏心理弹性组49人（男34人，女15人）。检验表明，与心理弹性组儿童相比，缺乏心理弹性组儿童无论在CBCL各一级维度(包括社交退缩、体诉、焦虑/抑郁、违纪行为、攻击性、交往不良、分裂样和多动)、二级维度(包括内化问题、外化问题)及量表总分上的均分极其显著地高于心理弹性组儿童，F(1, 226) = 30.09 ~ 179.14, p < 0.001。两组儿童的男女分布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χ² (1, N = 230) = 6.34, p = 0.012)。具体见表1。年级分布，心理弹性组中，小学三年级49人，小学五年级52人，初中二年级65人，高中一年级15人；缺乏心理弹性组中，小学三年级16人，小学五年级18人，初中二年级9人，高中一年级6人，两组儿童的年级分布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χ² (3, N = 230) = 5.59, p = 0.133

表1 被试分组及性别分布

2.2研究工具
2.2.1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 
用以对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测查：对小学三年级与小学五年级学生采用家长用量表；对初二和高一学生采用学生自填量表(适用12–16岁)。家长用表与学生自填表项目内容及数量相同。本研究使用了CBCL行为问题检查单，共含有113个项目。其表述形如“喜欢争论”，要求父母根据自己孩子(父母用表)或儿童根据自身(自填表)近半年来的表现或情况从0–2中选一个合适的，其中0表示“无此表现”，2表示“明显有或经常有此表现”，1介于0和2之间。量表诸一级维度(包括社交退缩、体诉、焦虑/抑郁、交往不良、违纪行为、攻击性、分裂样、多动)和二级维度(包括内化问题、外化问题)以及总量表的Cronbach’s α介于0.71–0.92之间，信度良好。

2.2.2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 
采用费立鹏, 郑延平和邹定辉(1999)改编于Moss等的家庭环境量表的中文版本。FES-V包括有10个分量表，分别是：(1)“亲密程度”分量表，测量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2)“情感表达”分量表，用以测查一个家庭鼓励其成员公开活动、直接表达情绪情感的程度；(3)“矛盾冲突”分量表，主要测量家庭成员之间愤怒、攻击和矛盾的表露程度；(4)“独立自主”分量表，旨在把握家庭成员自尊、自信以及自主的程度；(5)“成功倾向”分量表，主要测量家庭将一般性的活动变为成就性或竞争性活动的程度；(6)“文化知识”分量表，重在考察一个家庭对政治、社会、智力和文化活动的兴趣高低；(7)“娱乐活动”分量表，用来测查家庭及成员参与社交和娱乐活动的情况；(8)“道德宗教”分量表，聚焦于一个家庭对伦理、宗教和价值重视程度的测量；(9)“组织程度”分量表，测量一个家庭安排家庭活动和责任时的组织与结构的明确程度；(10)“家庭控制”分量表，考察的是一个家庭使用固定家规和程序来安排家庭生活的情况(费立鹏等, 1999)。FES-CV共有90个项目，表述形如“在家里我们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第12题)或“有时家庭成员发怒时摔东西”(第23题)等。要求被试对每个项目以“是”或“否”作答，答“是”记1分，答“否”记2分。并根据一定的转化公式计算出分各分量表得分。根据FES-CV修订版结果报告，有4个分量表，即“亲密程度”、“矛盾冲突”、“文化知识”和“组织程度”的内部一致性很好；有3个分量表，即“成功倾向”、“娱乐活动”和“家庭控制”的内部一致性不是很好；其余3个分量表，即“独立自主”、“道德宗教”和“情感表达”的内部一致性很差(费立鹏等, 1999)。为严谨起见，本研究将信度好的4个分量表作为比较心理弹性儿童和缺乏心理弹性儿童家庭文化环境的指标，其余分量表由于存在测量适宜性的可能嫌疑而被舍弃。

2.2.3生态学变量 
儿童年级、性别、学校、班级、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工作等生态学变量加入到测查包第一部分的指导语之后。

2.3施测程序
对于学生被试实行班级整群测试，测试时班主任和一位心理学主试在场；对于家长被试在家长会或“家长学校”课堂实施，也采取整群测试，班主任和一位心理学主试在场。由心理学主试宣读指导语。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儿童测试分成两部分，对父母施测CBCL行为问题检查单(含儿童及家长的生态学变量)，对儿童施测FES-CV。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儿童实施一次性整群测试。

所有被试均签署了心理测试“知情同意书”。一共有746名儿童(含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家长)参加了测试。

2.4数据管理与分析
将所得数据录入IBM SPSS Statistics 22.0进行管理和分析，所用统计方法有描述统计、一元协方差分析(ANCOVA)等。

3研究结果
两组儿童家庭环境量表(FES-CV)4个分量表的比较结果见表2。以性别和年级为控制变量(经检验，斜率均同质)，比较了两组儿童在FES-CV量表4个分量表得分上的差异。容易发现，心理弹性儿童在家庭环境“亲密程度”分量表上的得分极其显著地高于缺乏心理弹性儿童，F(1, 226) = 20.01, p < 0.001；在“组织程度”分量表上的得分也极其显著地高于缺乏心理弹性儿童，F(1, 226) = 20.01, p < 0.001；但在“矛盾冲突”分量表上的得分极其显著地低于缺乏心理弹性儿童。未发现两组儿童在“文化知识”分量表上得分的显著性差异。

表2 心理弹性儿童与缺乏心理弹性家庭文化环境比较的协方差分析

4分析讨论
家庭是儿童认知和社会化发展的重要生态系统之一，作为近端微系统，家庭对成长于其间儿童的身心健康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席居哲, 2003)。家庭文化环境的质量，或为儿童心理健康与否的推动因素(桑标, 席居哲, 2005)。但以往的研究多从传统心理病理学视角来考察儿童发展问题，尚缺乏当家庭面临困境或遭遇不利处境时，不同心理健康程度儿童所在家庭文化环境特点的研究。在面临挑战或遭遇困境时，不仅家庭中的成员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心理社会资源来迎接挑战，而且，家庭还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整体单位对挑战或困境进行应对，一些家庭表现出充分的弹性，另一些家庭则显示出脆性(Fernandez, et al., 2013; Lietz, 2013; Ungar, 2013)。家庭文化环境是家庭成员互动中共同营造和建构起来的，这种文化环境又反过来影响着每一位家庭成员，作为身心迅速成长着的儿童，不可能不对家庭文化环境敏感或免受其影响。有研究表明，与行为问题儿童家庭相比，心理健康儿童家庭在FES-CV(仅以前述4个分量表为例)的“亲密程度”、“组织程度”、“文化知识”等分量表上的得分显著地高，而在“矛盾冲突”分量表上的得分显著地低(席居哲, 2003)。本研究在心理弹性儿童家庭和缺乏心理弹性儿童家庭的文化环境比较中得出了颇为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结果。心理弹性儿童家庭与缺乏心理弹性儿童家庭在“亲密程度”、“组织程度”和“矛盾冲突”等分量表上差异态势与以往研究(席居哲, 2003)相同，但本研究却未发现两组儿童在“文化知识”这一分量表得分上显著的组间差异。这提示，心理健康儿童家庭文化环境与心理弹性儿童家庭文化环境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又有微妙的区别。FES-CV的“文化知识”分量表旨在测查一个家庭对政治、社会、智力和文化活动的兴趣大小(费立鹏等, 1999)，从性质上分析，相对而言，这个维度与压力/逆境应对的关联紧密程度不及“亲密程度”、“组织程度”和“矛盾冲突”等维度，后三者与不利处境的应对有着显而易见的紧密关联。这三个维度均与家庭生态系统的凝聚力、战斗力休戚相关，而家庭组织风格被视为弹性家庭的核心特征之一，与家庭组织风格相关的因素有：强有力的领导、明确的期待、坚决但不失友好的父母教养方式、强有力的社会网络等(Fernandez, et al., 2013)。而相对更亲密的成员关系(亲密程度)，更为明晰的家庭活动安排结构和组织(组织程度)，以及家庭成员间较少彼此发怒、攻击或存在突出矛盾(矛盾冲突)，恰是适应性强的家庭组织风格的特征体现。

本研究结果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蕴，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不利处境家庭的组织有序性和结构明晰化是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单元进行有效应对的重要条件。其二，亲密程度高、组织有序、矛盾冲突少是心理弹性家庭建设的重要着力点，评估那些功能不良的家庭，特别是处于不利情势下的家庭，应重点从这些角度加以考虑，并基于此提出提升家庭功能或重组家庭系统动态体系的指导计划。其三，处于逆境中的家庭，在迎接挑战时，保持适应性强的家庭组织风格，不仅利于家庭有效应对，而且还利于儿童心理弹性发展。在通过多种方法探索提升儿童心理弹性的时候，实践者一定要顾及家庭文化环境特点，只有从系统角度出发，在提升儿童自身弹性素质的时候，还对家庭组织风格进行调整，这是实现儿童可持续弹性健康成长的必要步骤。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个不足：第一，以父母双方或之一下岗及家庭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作为逆境指标的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其他不利处境，需要持慎重的态度。第二，研究取样均来自城镇家庭，结果能否推广到其他地域的家庭，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比对和检验，而类似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现代化程度很高，能否将本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地区，也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第三，由于一些FES-CV分量表心理测量属性不尽如人意，所以本研究未对其进行分析，那么，仅从四个维度来分析家庭文化环境，存在家庭文化环境侧面测查上的遗漏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亟待今后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家庭文化环境测量工具的基础上，更深入、系统地揭示家庭文化环境诸侧面与身居其间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生动关联。还有，本研究为量化研究，没有收集质性访谈数据，使得结果分析讨论中，有过度推断的可能，若能今后丰富这方面的质性资料，则将使研究效力大为提升。

5结论
通过对心理弹性儿童与缺乏心理弹性儿童的家庭文化环境进行比较发现，心理弹性儿童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更高，其家庭在安排活动和责任时的组织化程度及结构明晰化程度更高，心理弹性儿童家庭成员间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及矛盾的程度更低。亲密程度高、组织程度高、矛盾冲突少，是心理弹性儿童家庭文化环境的主要特征，这是一种适应性强的、利于不利处境应对的家庭组织风格，其对居于其间的儿童的成功应对、积极健康与蓬勃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蕴。

参考文献
Bronfenbrenner U., and Morris P.A., 2006, The bioecological model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Damon W. and Lerner R.M.(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6th ed., Vol.1, John Wiley & Sons Inc., Hoboken, US, pp. 793–828

Fei L.P., Zheng Y.P., and Zou D.H., 1999, Family Enviorment Scale-Chinese versioin. In:Wang X.D., Wang X.L., and Ma H.(Eds.), Handbook of Scale Assessment of Mental Health (Enriched Edition),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Press, Beijing, China, pp. 134–142(费立鹏, 郑延平, 邹定辉, 1999,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 见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主编), 心理卫生量表评定手册(增订版),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北京, 中国, pp. 134–142)

Fernandez I.T., Schwartz J.P., Chun H., and Dickson G., 2013, Family resilience and parenting, In: Becvar D.S. (Ed.), Handbook of Family Resilience,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Inc., New York, US, pp. 119–136 
http://dx.doi.org/10.1007/978-1-4614-3917-2_8 
   
Flores E., Cicchetti D., and Rogosch F.A., 2005, Predictors of resilience in maltreated and nonmaltreated Latino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1(2): 338–351
http://dx.doi.org/10.1037/0012-1649.41.2.338

Goldstein S., and Brooks R.B., 2005, Why study resilience? In: Goldstein S., and Brooks R.B., (Eds.), Handbook of resilience in children,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Inc., New York, US, pp.3–15
http://dx.doi.org/10.1007/b107978
http://dx.doi.org/10.1007/0-306-48572-9_1

Lietz C.A., 2013, Family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high-risk situations, In: Becvar D.S.(Ed.), Handbook of family resilience,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Inc., New York, US, pp. 153 – 172
http://dx.doi.org/10.1007/978-1-4614-3917-2_10

Luthar S.S., 2006, Resilience in development: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across five decades, In: Cicchetti D., and Cohen D.J.(Eds.), Developmental psycopathology: Risk, disorder, and adaptation, 2nd ed., Vol. 3, John Wiley & Sons Inc., Hoboken, US, pp. 739–795

Luthar S.S., Cicchetti D., and Becker B., 2000,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3): 543–562
http://dx.doi.org/10.1111/1467-8624.00164

Sang B., and Xi J.Z., 2005, A study on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family ecosystems on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Xinli Fazhanyu Jiaoyu(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1(1): 80–86(桑标, 席居哲, 2005, 家庭生态系统对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影响机制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1(1): 80–86)
Ungar M., 2013, Family resilience and at-risk youth, In: Becvar D.S.(Ed.), Handbook of family resilience,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Inc., New York, US, pp. 137–152
http://dx.doi.org/10.1007/978-1-4614-3917-2_9

Werner E.E., and Smith R.S.(Eds.), 1992, Overcoming the odds: High risk children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ew York, US, pp. 55–56

Wright M.O., and Masten A.S., 2005,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 Fostering positive adap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dversity, In: Goldstein S. and Brooks R.B.(Eds.), Handbook of resilience in childre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Inc., New York, US, pp. 17–37
http://dx.doi.org/10.1007/0-306-48572-9_2

Xi J.Z., 2003, A study on family ecosystems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graduate thesi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utor: Sang B. (席居哲, 2003, 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家庭生态系统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导师: 桑标)

Xi J.Z., and Zuo Z.H., 2014, An overview on several noteworthy effects in resilience inquiry, Shoudu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ban)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19–128(席居哲, 左志宏, 2014, 抗逆力研究需识别之诸效应,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19–128)

Xu T.Y., 1999, Achenbach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In: Wang X.D., Wang X.L., and Ma H.(Eds.), Handbook of Scale Assessment of Mental Health (Enriched Edition),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Press, Beijing, China, pp. 45–52(徐韬园, 1999,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 (CBCL), 见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主编), 心理卫生量表评定手册(增订版),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北京, 中国, pp. 45–52)